但头脑聪明的谢亚龙并没有一味的蛮干，而是在培养队员的过程中，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，1980年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本科班学习，为了一心学习，在校期间谢亚龙并没有谈恋爱，而是一心学习，考入研究生后，为了更好的掌握知识，他甚至推迟婚期。
　　
　　以优异成绩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，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谢亚龙开始被领导重视，进而成为领导眼中的红人，而他也以最快的速度升官。
　　
　　在担任田径中心主任的时候，谢亚龙表面温和，但内心果断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是个强硬派分子。当时的田径界被兴奋剂困扰，其他领导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谢亚龙却不这样，悉尼奥运会前为配合总局对兴奋剂的严查，谢亚龙将中国田径队由38人减少到26日，这要包括当时马家军的队员，直接影响了悉尼奥运会上的成绩，但谢亚龙以大局出发赢得了当时领导的一致好评。
　　
　　“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，我就下台，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。”立下军令状的谢亚龙出色的完成了兴奋剂问题，为以后的加官进爵埋下了基础。
　　
　　来到田径中心的谢亚龙，曾说过“我20年前曾是田径运动员，20年后又回到了田径，我发现，现在中国田径很多项目的成绩还不如20年前，出现了明显倒退，让人痛心呀。”
　　
　　兴奋剂问题处理好后，新的问题出现了，当时竞走比赛在国内运动员都能够取得好成绩，但一到国际大赛全都因为犯规而被罚，没能出成绩，对此谢亚龙对竞走裁判明确提出，“严格执法，杜绝黑哨，技术过硬。”当时他将足球“黑哨”一词引用到了田径赛场上，也许这也预示着谢亚龙将长期与“黑哨”做斗争。
　　
　　作为田径中心的领导，当时已经可以乘坐飞机出差而且是公务舱，当时的局级领导都坐公务舱，而谢亚龙却一直低调行事，在他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，“什么局级干部？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干具体事的，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什么领导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办事员。”而对于当时乘坐公务舱的其他领导，谢亚龙也是认为他们是不得不坐的，“他们受关注度高，都是名人，要是坐经济舱那还不乱了。”
　　
　　在田径中心，谢亚龙将大奖赛制度、积分制度等等引入田径中去，对田径竞赛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总局领导多此表扬了谢亚龙的做法。
　　
　　2002年，由于表现出色谢亚龙离开了田径中心，去地方挂职，据说当时的领导主要是考虑让他去地方体验生活，回来后在升职，这样更能体验到百姓的疾苦，能更好的为百姓办事，避免不切实际的空想。
　　
　　2002年9月到2004年10月，谢亚龙在陕西安康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，作为主管宣传、文化和体育的副书记。
　　
　　安康地处陕南，山路崎岖，地方贫穷落后，为了了解基层，谢亚龙的足迹遍布了安康所有区县，他多次深入山区，步行几十里，饿了啃几口干粮，渴了喝几口山泉，脚磨起了泡，他毫无怨言。在他的亲身经历下，他对安康提出了“一县一品”：即在汉滨区搞“农舟文化”、在汉阳县搞“三沈文化”、在石泉县搞“鬼谷子文化”等等，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应，在谢亚龙的新政策下安康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
　　
　　除此之外，谢亚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——体育，在安康谢亚龙多次到运动队探望运动员，并给教练员带去了先进的理论知识，安康的体育也迅速发展，在谢亚龙在位的两年里，安康的体育由陕西的倒数跃居到前几名。

（责任编辑：艾钦锐）